“靠，又TM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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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夏夜的燥热令人心烦意乱，看着北京西站南广场拥挤的人流和地下通道里昏暗的灯光，来北京开会的我忍不住一句“国粹”脱口而出。不论是进站安检还是出站排队，拥挤的人流总会让人感到一股莫名邪火。
拥挤往往意味着无序与混乱，意味着“僧多粥少”的资源困境，意味着为了获得和常态下相同的服务体验，你不得不额外付出时间与金钱。
不巧的是，北京恰恰就是一个拥挤的城市——2100余万人生活在1.6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上——人口密度甚至已经超过了我们印象里地狭人稠的东京。从政府官员到学者专家，大家都承认了一个现实：北京，正想方设法破解过度拥挤和公共资源紧张的难题。
“资源困境”这个抽象的概括最后会具像化地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在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给你一巴掌，包括但不限于：打车软件上北京西站那200多人的排队序列，知春路地铁站里漫长的换乘通道，百子湾一个合租单间3000元/月的租金，还有当年死活都预约不到的朝阳医院的专家号……
结束三年的“北漂”生活回到老家生活几个月后，我忽然发现，我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劝说自己努力去适应北京的生活了。
平心而论，这样的表述对北京来说很不公平，因为这些问题绝非是“北京特色”。
任何一个人口超越承载能力的城市，最终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北京西站固然打车难，难道虹桥站就很容易吗？朝阳医院的专家号固然一票难求，难道华山医院和瑞金医院的专家号就随到随取么？
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注定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经受并最终解决资源总量不足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大城市同时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大量的资源，结果导致大城市遇到了人口爆炸，小城市苦闷于资源短缺。
把一部分资源和人口从一线城市里分流出去，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
而这种必然，也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拿北京工资，在老家生活”的远程工作者，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在过着“数字游民”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工作不再是一个约束自己自由的枷锁，反而成为了追求自由的阶梯。前不久还是“打工人”的他们，突然拿着过万的工资，在小城市里过上了“财务自由”的生活。
这样一个群体的壮大，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解决中国当前诸多社会问题的新可能。
“拿北京工资，在老家生活”
是一种什么体验？
“领导，有件事情想和您聊一下……”，时间倒回到今年3月底的一个早晨，在酝酿许久之后，我决定和老板提出一个“十分离谱但却颇具可操作性”的计划：我要申请回老家进行“远程办公”。
简单来说就是，
我想“拿着北京的工资，在老家生活”。
但令我没想到的却是，这个有点疯狂的计划，老板却非常干脆地就批准了——或许是老板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报社记者的缘故，而一个记者，是不应该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朝九晚五的。
总之，在经过并不复杂的工作交接手续和谈话后。5月3日，我正式结束了三年的“北漂”生活，回到了武汉老家。
踏出车站，解脱的感觉立竿见影。这种解脱的“松弛感”源自于资源的充足：人虽然也不少，但再也不必计算时间，也再不必心中暗怀争抢之意，因为你知道你不必争分夺秒、不必暗自盘算，也总有一份属于你的东西在那里等着你。
很多文章就是我在老家这书桌上写的
第一个给我这种松弛感的是武汉站的出租车——武汉站外的出租车永远都是“车等人”的状态——上百辆出租车的洪流缓缓流动、等待进场，而排队上车的旅客却只有十几个人。
住在属于我自己的、二环内、地铁口100平米的家里，早上九点睡到自然醒，起床洗漱后去小区外面的早点摊子上来一碗鲜香扑鼻的牛肉粉，慢悠悠晃回来的时候再去取个快递，然后回家，躺在沙发上，吹着空调，刷几个短视频，静静等待十点钟开始上班。
离开北京，意味着远离公司。
远离公司，意味着不用坐班。
不用坐班，意味着无需通勤。
无需通勤，意味着时间自由。
没有通勤，没有打卡，不需要坐地铁，不需要赶班车，通勤距离只有“床-洗手间-书桌”这短短的几米。别的不说，光是这套100平米的房子，如果在北上广深，哪怕是家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怕是也买不起。但在武汉、郑州、西安、成都等城市，一般人努努力还是可以搞定首付的。
之前的某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过我2021年去河南安阳拜访朋友时候的经历：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顿早饭吃了两碗扁粉菜外加几盘子饼和两碗豆浆，最后结账时候发现才花了26块钱。其实别说安阳这种四线城市了，就算是在武汉这种常年顶着“高消费、低收入”标签的省会城市，20元也足够安排一顿堪称豪华的早饭。
这一桌，只要26元，对于我工作的北京城区来说是不可能的
而在那篇文章里我没有说的是：由于我们俩好多年都没见面了，所以晚上去酒吧喝了半宿。六杯鸡尾酒和N杯可乐下肚之后，已经到了打烊的时间。
当服务员拿着票据向我们走来的时候，看着满桌的酒杯和饮料，我心里盘算的内容颇为“不体面”：今天豁出去了，1000块钱以内都能接受。但当服务员将小票递给我之后，我差点笑出声：一大桌子鸡尾酒、饮料、零食，最后才花了不到200块钱。
当然你可以质疑这鸡尾酒是否正宗，但我想的却是——别管什么正不正宗了，难道高价就一定正宗？这点钱放在任何一线城市同类型的酒吧里，撑死也最多买两杯。但在四线小城市，这足够你喝到打烊了。
比低物价水平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的自由。
“你要不要来趟上海？”，五月的某日，多年未见的好友Eelly给我发了条微信，“你还欠我一顿火锅。”
如果我仍旧在北京的公司里坐班，那么面对朋友的邀请，我大概率仍然会甩出不少于三个不咸不淡的推脱理由——忙工作/要开会/难请假……但当我在武汉家中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反应却是打开12306，立刻订了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顺手又订了从上海去扬州，从扬州去合肥的高铁票——因为这些地方，也有我不少多年没见的朋友。
我不知道如果我依旧留在北京，是否还会有心思去见这些朋友——坐班制对人的约束，不仅是制度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尽管如今许多企业已经实行了“弹性工作制”，但再怎么有弹性也是坐班，员工总还是要走出家门到公司去的，而晚一些到公司也意味着晚一些回家。更何况各家互联网大厂通常都会提供“车补”，这种福利在执行中不可避免地会演化成了对深夜加班的鼓励。
在互联网企业扎堆的海淀西二旗，这里的晚高峰不是寻常认知里的晚上六七点，而是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每到此时，司机师傅们便会从北京各处蜂拥而至，后厂村和西北旺每天晚上都要迎来一次“更晚的高峰”。
但在“远程工作”的语境下，“时间约束”和“地点约束”开始变得意义索然。
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数字游民”的生活固然给打工人带来了空前的自由，但同时也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你享受了什么福利，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责任背后的压力，反之亦然。
当我在享受击碎坐班制的自由时，一种压力也如影随形地锁定了我。
“等下两点钟我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最近的工作进度”，老板在工作群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不好意思，你们先聊，等下我要开个会”我略带歉意地向一起吃饭的朋友们说道，然后在饭店里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
在传统模式下，办公室是干活儿的地方，家里是休息的地方，外面是玩的地方。哪怕是996，一天之中也总有那么几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但对远程工作来说，时间开始变得模糊了。你下午两点便完成了今天的工作任务并不一定意味着两点之后的时间就是完全听你安排——因为或许在五六点钟，一条新的任务就会把你拉到办公桌前。
自由了，但没有完全自由。
比“选择性自由”更尴尬的问题则是沟通障碍——远程办公之中，对方能否秒回消息就成了关键。在办公室里，站起来看一眼就能知道有没有沟通的必要。但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我们却会盯着对话框，看看对方有没有回消息。
人总是不喜欢等待的，尤其是工作中的沟通往往是突如其来。这也就导致你失联的每一分钟，对于你的同事而言都约等于一个小时。我曾经极度焦躁地抱着手机等一个同事的回复，但事后心平气和再去看，也不过短短十五分钟而已。
于是，为了及时回应，领导、同事、工作群开始强势入驻微信置顶，淘宝购物车里也多了几款轻便的通勤背包——为了兼顾自由和工作，走到哪里都要背着电脑。
更值得注意的是，回到家乡尽管节约了不少的房租成本，但问题是，外出活动的次数也大幅增加了——最后算总账，每个月花出去的钱竟然比在北京的时候还多一些。
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远程办公以及背后切换城市带来的“不可逆”损失——远程办公最致命的短板是让人们跳槽的成本变得极其高昂。对员工来说，远程办公尽管能赋予时间、地点的自由，但却极大阻碍了“辞职和换工作”的自由。小城市没有那么多心仪的岗位，即便有也给不到太高的工资，一旦辞职或是“被优化”，人们极大概率需要再次返回北上广深。
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后，总体来说，远程办公这种工作方式是可以有效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甚至从个人体验来说，全面远程办公对于员工个人幸福感的提高堪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但比较遗憾的是，并非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如此——甚至大多数行业都不适合如此。
同样根据《中国远程居家办公发展报告》，IT/通信/电子/互联网行业是远程办公岗位的主要贡献者，2019年便已经贡献了44%的远程岗位，而第二位的商业服务行业贡献率仅为16%。
事实上，能够适应远程办公的岗位大多都有“单体化”的特性——即一个人就能独立完成工作——在线客服、销售、主播、网课教师、设计师、程序员、编辑……这些并不需要亲身实地就可以创造价值的岗位都属于此类。
而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从业者和服务业从业者，除了少量设计和运维岗可以远程外，大多还是需要面对面到现场去的。
还有谁会因为远程工作者受益？
在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后，我曾经认真想过一个问题：“武汉会是最后一站么？”——在中国大地上，多得是地方比武汉的生活成本更低，我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地去那些地方呢？那样岂不是更爽？
只是现实很快就把我拉了回来，我发现我根本去不了别的地方。
一是因为家庭，我老婆辛辛苦苦做题十几年才从小县城奋斗到了武汉安家落户，岂能允许我开“历史的倒车”再把她送回去？二是因为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论及生活品质，“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差距”比“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差距”要大得多。
当下来看，一线太昂贵，四线太无聊，综合一看，还是二线最好。像我这样的远程工作的人，其实内心里追求的还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性价比。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哪里能提高生活品质的性价比，哪里就能吸引越多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
这个判断的依据是：根据中国近些年人口流动的趋势，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小城都是人口流出的“重灾区”，二线城市成为了人口流入的“红利区”——其中最耀眼的，不是舒缓安逸的成都，不是精致美丽的杭州，而是GDP刚刚过万亿的湖南长沙。长沙连续15年蝉联“中国最有幸福感的城市”，今年更是成为了“人口增量第一城”（常住人口增加了18.13万），背后的密码，就是长沙的“烟火气”——这里非常适合消费，花小钱，享大福，生活极具性价比。
长沙是“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当我们说某个地方有“烟火气”的时候，我们说的其实是这个地方房价低，这个地方有深入毛细血管的商业终端，这个地方有完整全面的连锁品牌布局，这个地方有完善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这个地方整体消费水平不能高。
北京上海的平均月薪都在18000元以上，即便因远程办公而降薪，大约也能有15000元/月。这个收入拿到四线城市，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短期来看，最先吃到数字游民红利的，可能是房地产行业和民宿行业。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拿着一线收入的数字游民们到了小城市岂能还安于合租？百子湾一间13平米的合租卧室就要3000元/月，只能容下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安阳134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整租也只要1500元，大到你可以开party……不论是租是买，这价格差异哪个在北上广深卷过的人看了不迷糊？
实际上，在素以浪漫吸引文青的云南“大理福尼亚”，民宿从业者已经赚到第一波“数字游民红利”了——大理古城的民宿长租报价已经达到了3000元/月，当地数字游民主题社区的价格稍稍便宜，但也已经高到了2600元/月——这是个远高于当地平均整租价格的数字，甚至已经在逼近北上广深，但仍然有人趋之若鹜。
国外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数字上比国内更触目惊心——在南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由于气候宜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美国“数字游民”。在人均GDP仅有300美元的哥伦比亚，当地合租卧室价格已经涨到了1300美元/月。
中国有很多风景秀美的小城市，如果你恰好在这些地方有间可供出租的房子，不妨试试推销给那些数字游民们。
不过，我并不看好这些和西方类似的、高浓度的“数字游民社区”或着“数字游民聚集地”——首先是性价比并不高，光这一点就已经刨了“数字游民”的根。其次是，到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和一群更陌生的人在一起工作，这和入职一个新公司有什么区别？这还不如回北京和亲爱的老同事们聊天打屁来的开心。
更何况大量高薪数字游民的聚集势必提升当地消费水平，只怕时间长了，当地人对于这些突然拉高他们成本的外来者也会充满敌意。
说到底，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还是“日子人”，如果家乡发展的好，我们还是更愿意留在本乡本土的。所以，我的判断是：长期来看，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更可持续的“远程工作”，反而更应该出现在普通的、熟悉的、平凡的地方，形式上也不是欧美那种到陌生地方工作或者当自由职业者，而是受雇于某家企业，只是进行远程工作。
中国未来更长期的“远程工作红利”，获益者应当是三四线城市连锁商业和深入毛细血管的商业终端而不是房地产行业——因为高薪远程工作者的回流，会诱发乃至引爆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
不知道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朋友们有没有看过三四线城市的小红书和大众点评，实际上三四线城市的朋友们也有自己的网红打卡地。安阳比较有历史的“仓巷街”老街，在当地网红的眼里就是安阳版的“南锣鼓巷”——虽然南锣鼓巷在北京已经属于低端商圈，但并不妨碍三四线城市追随模仿。
仅从这种模仿行为来看，也能看出三四线居民迫切的消费升级需要。更何况很多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朋友可能没见过三四线城市的一些老摊子——对我而言，最触目惊心的一幕莫过于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个老太太在路边摆摊，卖的东西却都是一些早已发黄发霉却从未开封、年龄可能比某些00后都大的老产品。
三四线城市因为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产业，所以收入没有那么高，品牌们也不怎么乐意来，但这不代表三四线城市的老百姓就不需要咖啡馆、酒吧、夜店、茶社、西餐厅之类的升级消费场所——虽然这些都是小商户，虽然和大城市的同行比起来他们的模仿略显拙劣，但它们就像胡椒面一样能瞬间拉高一个城市的烟火气指数。
在家里写累了就去外面喝喝茶
在未来的某天，当拿着过万薪资的远程工作者开始成建制回流的时候，这些商户们起飞的时候就到了。还是那句话：拿着北京15000元的月薪回到人均工资4000的老家，那还不是嘎嘎乱杀？杭州的房东听说阿里巴巴涨薪都知道要提高房租，老家的商户们自然也会“闻弦歌而知雅意”。
实际上，虽然当前还没有成建制的“远程工作返乡潮”，但随着人口开始逐渐从一线城市回流，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县区合并，连锁商业品牌的下沉如今已经非常显著。
连锁商业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需要咖啡”的县城，星巴克和瑞幸正在激烈对垒，喜茶也不甘示弱，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在全国三四五线城市里布局了278家门店。与之同步的，则是优衣库、迪卡侬、永旺、宜家等等我们熟悉的连锁商业的下沉——优衣库表示每年会开80-100家门店，一半以上会在三四线城市；迪卡侬也说要向三四线城市进军；永旺说自己未来的方向是渠道下沉和主题化；宜家也号称投资100亿搞下沉。
下沉市场，其实已经一片热土。
当老家县城和省会一样拥有这些连锁商业的时候，当远程工作的技术、制度条件越发成熟的时候，当我们的高铁列车已经公交化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思考：我们留在大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某种意义上来说，远程工作者和家乡小城是相互作用的，越多高薪的远程工作者们回家，家乡才会有越多资金回流和发展机会，才会被更多的企业所留意到。最可怕的局面，莫过于陷入了死循环——高薪的远程工作者们看不起自己的家乡，导致老家小城一片凋敝，消费升级迟迟不来，大家看了，越发坚定了自己跑路的决心。
如果都这样，那这游戏可就没法玩儿了。
离开一线城市，企业的“得与失”
“坐标成都，年薪几十万，工作三年以上公司送你一台汽车”。
这白日梦一样的offer不是“霸道总裁”小说里的虚构，而是我的朋友L君对员工的承诺。
L君的公司差不多二三十人的规模，前段时间公司整体搬到成都去了，“一共只流失了两个人，还是两个在生小孩的孕妇，大部分人都愿意跟着公司一起搬到成都去。”L君得意的跟我说道。他在成都给核心团队每人开几十万的年薪，这在成都算很高收入了，别人根本挖不动他的人，同时在成都干三年以上的老员工，每人他还给发一辆车，搬到成都去后整个团队的幸福感指数提升了很多。
L君向我透露了选址当中的一些门道，他说当时选址的时候看了不下十几个城市，最后选定了成都，一开始我很是纳闷，“你又不是成都人，你跑成都去干什么？”，他说首先选城市不能太小，三线以下的城市基本上你就招不到什么好的人了，本地没有什么像样的高校，外地的优秀人才也不爱来。像成都、武汉、西安这个量级的城市刚刚好，人才选择多，同时该有多东西都有，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比如年轻人爱看个演唱会或者足球比赛，成都基本都有，而你要是跑三四线城市去，生活还是差很多。成都房价一两万块钱，公司员工要不了几年都可以买得起房子了，稳定程度大大提升。
“稳定人心”这件事对企业来说意义非凡，尤其是对小公司来说，谁也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熟练人才被竞争对手挖过去。
因此，对企业来说，“远程办公提高跳槽成本”这件事其实颇有价值——因为在北上广深杭这些聚集了大量头部企业的城市来说，人们跳槽的成本很低，大家都聚在同一座城市，甚至集中在同一个街区，对跳槽者来说，改换门庭不过就是换一个地铁站下车而已，但工资却能涨不少，这何乐而不为？
我认识的一个新媒体公司老板（简称Z君）前段时间把某个核心团队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如今他在天津已经雇佣了二三十人，在谈到为什么选择天津时Z君指出，“天津本地人卷的，都跑到北京去了，留在天津的，都是自动筛过一道的，没有那么卷，在天津本地安家落户，可以长期安心工作。”
之前Z君在上海的时候，他的员工稳定性很差，经常有其它公司开出翻倍的薪水来挖他们的人，在生活成本如此之高的上海，人根本不经挖，辛辛苦苦培养了好久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非常可惜。如今核心团队搬到天津后，他的团队稳定性很好。他给团队平均开一两万块钱的月薪，这点钱在北京上海竞争力很一般，但是在天津就有相当的吸引力了，他们不喜欢招那种顶级名校毕业的，也不喜欢招那些博士和硕士，而是注重实用。
这些年，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很流行在二三线城市设点，把一部分员工和业务放过去，这里面既有整个公司搬过去的，也有把某些独立部门和业务放过去的，甚至还有一些员工分散在各地办公的案例。
以华为为例，华为现在在深圳、上海、北京、武汉、南京、成都、东莞、西安、杭州、苏州等城市都设有研发中心。华为是分布式办公的典型企业。
腾讯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也都有规模不小的研发和运营团队，著名的王者荣耀是在腾讯成都基地研发出来的，微信是在腾讯广州基地研发出来的。
分布式办公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各地的人才资源。对于华为和腾讯这样体量的公司来说，一个地区的人才资源是远远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以华为为例，它的研发人员超过10万人，深圳一地的人才供给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而在各个主要中心城市成立研发中心后，华为就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高校和同行等资源，就近吸引人才，形成一个个很强的研发中心。同时在二三线城市建立研发中心，也大大降低了成本。
而广大中小企业也有很多人开始尝试分布式办公。我们以虎嗅网为例，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的员工总数在一两百人的规模，它有一个核心的部门的负责人平时在广东惠州工作，而这个部门的员工则分散在五六个城市，他们并不需要都待在北京。
只不过，风险也是对等的。你固然消除了核心员工跑路的风险，你固然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你也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2021年10月4日，Facebook遭遇了一次时间长达6小时的崩溃——35亿用户无法登录网站，关联于Facebook的各种应用如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等等都陷入了瘫痪状态——而这起灾难的源头就在于远程工作，远程办公作为疫情下的应急选择，造成了维修人员无法快速到场的窘境，bug的时间延长后，大量关联于Facebook而生存劳动的个人、企业乃至政府机构工作陷入停滞。
在远程办公的环境下，如果微信、钉钉、飞书……这些互联网基础设施如果出现故障了该怎么办呢？
而更深层次的风险，则在于远程办公所引起的信任危机。离开北京回武汉之前，我曾经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一位多年的好友。大兄弟听说我要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也给了我一点小小的建议：“远程办公”之后，你必须要拿出比原来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成绩。因为如果在办公室出了岔子，你可以有一万个借口；但如果“远程办公”出了岔子，那么问题有且只有“远程办公”一个。
古代皇帝担心外派边疆的领兵大将，今天的管理层又何尝不忧虑远程办公的员工和大部门？
如果一家企业全面实现了远程办公，那么也就意味着企业对员工的掌控力被极度稀释——竞业风险骤然提高，只要对方开价合适，远程办公的员工完全有机会一心二用，上午给别人打工，下午给自家打工。另外，远程办公很可能也意味着企业文化的烟消云散。远程招聘、远程入职、远程办公、远程辞职……那么除了需要上五险一金之外，这个员工和外包劳务人员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过去的三年疫情中，因疫情管控而居家的我们进行了一场2亿人参与的远程办公社会实验，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就此产生了：存在感最低的是中层管理者，因为核心决策高层制定，具体执行基层落实，中层干部是个传话筒？这也是互联网带来公司架构扁平化后的挑战，数字移民把这个问题放大了——公司可以不可以只需要工作群，不需要办公地。
令人兴奋的利益混杂着令人恐惧的后果，这使得许多企业在面对是否转型远程办公时犹豫不决。
一切都是关于资源的平衡
《三国演义》里有个很著名的片段叫“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讲的是荆州刘琦被蔡氏一族逼的危在旦夕，使出了一招“上屋抽梯”逼诸葛亮救他。智慧的诸葛亮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刘琦同志转危为安。
这句话，叫“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这个典故，讲的是战国时代晋文公重耳和他兄弟申生的故事。申生留在皇宫里最终被人害死，重耳跑到外面周游列国却最终活下来成就霸业。
细细想来，不论是过去冲向大城市的小镇青年，还是今天的数字游民，大家其实都颇有些“晋文遗风”——树挪死，人挪活。
大城市同时聚集了资源和人口，小城市同时失去了资源和人口，结果导致了大城市苦于臃肿，小城市担心萎缩——两边都不是很开心。
但今天，我们却发现了一种可能性：远程工作者使得人口和金钱从大城市流向小城市。在这个过程里，远程工作者获得了更高的幸福指数，大城市疏解了人口，小城市获得了消费。
这，或许能成为破解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的一种方式。